 十月，我又一次回到乡村，秋收刚刚结束，金黄的玉米粒摊开在地面上晾晒，少量的玉米秸秆捆绑着立于墙边，绿色逐渐褪去，泛露出一如既往的金黄。到了现在，乡村的秋收变得越来越简单，这在过去几百年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再也没有整体统一的翻松田土的耕地，乡村的集体协作因为机械设备的提升和功能分工而消解，人们对集体的依赖似乎越来越低。 1980年代，我出生的乡村为了实现秋收以后乡村耕地的便利，东拼西凑甚至向临近的村庄举债购买了一台耕地机——一台链轨主车加一台手扶式犁刀共计15万元。我的记忆里，这个庞然大物充满了科幻、力量和未知，我一度认为它像变形金刚里的汽车人那样可以变幻无所不能。 30年前，农业仍然是中国乡村乃至中国基层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尤其秋收前后，乡村的大喇叭广播的信息都是关于什么时候必须把玉米秸秆从田地内移除以及耕地的进度，因为庞大的耕地机需要足够大的空间才能施展才能，插犁后，一旦某个家庭延后，将会影响整个乡村的节奏。 除了"抢收抢种"的政府催促，耕地机完成乡村的土地翻耕以后，还要替借债的村庄完成一定量的耕地任务，从而抵消购买机器时的债务。 |
||
 尽管耕地机横扫田地的高效率代表了现代化的起步，不过它的庞大倒是与乡村充裕的空间相符。一年之中，耕地机使用的时间累积也不足一个月，大量的时间它停靠在村庄里的空旷位置，有一段时间停在村庄东北方向的村办沼气加工厂，又有一段时间停在与耕地机大约相同时间不再使用的供销社门前。 对乡村而言，时间紧张的时候极少，大多数日子，乡村对时间的要求不高，正因如此，白云苍狗的时间刻度才在乡村大量出现。唯独春种秋收，时间才变得急迫起来，因为耽误了一时，很可能影响乡村一季的收成。 耕地机的出现恰逢其时，耕地机的分解也恰逢其世，大量的小型旋耕机出现，每一个家庭单元有了更多的机器选择，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选择。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集体意识也变成了乡村名义上的共同体，经过长途跋涉以后，乡村开始和自己告别。 |
||
 如果说1984年是中国城市的开放改革之始，那么1994年就是中国乡村正式城镇化的开端。 1994年9月由建设部、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农业部、民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成为中国小城镇发展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自此，中国的乡村开始了跨世纪的又快又慢的城镇化。 如何理解中国乡村的城镇化，直到现在，经济现象依然是分析乡村变化的主要理论，"使小城镇成为区域的中心"、"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等表述都少不下经济发展的考虑。然而，按照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的分析，乡村里发生的劳动分工和城市化改变并不是纯粹的经济学现象，而是包含了有机团结的集体意识。 可见，集体意识并没有在乡村的结构里式微或消失。对乡村而言，发生改变的只是分工的方式，集体意识有增无减。并且，随着社会分工的明确，乡村里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名为集体意识的连带感，乡村变得不再机械，在转入有机社会的过程中，它对集体意识的需求规模反而越来越大。 |
||
 倪匡在其卫斯理系列《追龙》一书中如此描述摧毁城市的方法——"不必摧毁这个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这个大城市中任何一个居民，甚至表面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只要令这个大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这个大城市毁灭、死亡"。 实际上，乡村的生死与城市的生死无异，只要乡村对时间的要求和使用不再是过去数百年的节奏，那么，乡村就会自动和自己的过去、传统割袍再见。以往，玉米脱粒以后通常要晒至14个左右的水分以后或入仓或出售，而现在，脱粒以后的玉米稍微晾晒，还有23个水分就直接卖给了走街串巷的玉米收购者。 当乡村的时间优势不再明显，它的未来必然开启抗议和怀旧混合的模式，尤其是在与城市产生交集共同生长的过程中，乡村有了指向明确的目标，它不再依赖记忆，像一头机缘巧合闯入人类世界的猩猩，用城市的方式尝试着让自己崛起。 |
||
|
||
